七　在船上的《生活》同志

记者在船上所填的英文名字不用“韬奋”两字的译音，上船后，船当局印发很讲究的搭客名单，看的人也只见着我的英文名字。但因同行中有一两位朋友是知道我干什么的，所以偶由辗转听到而特来和我晤叙的本刊读者，截至我提笔作这篇通讯时，竟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有十余人之多。我们互道来历后，便很痛快的畅谈，立刻成了亲密的好友，这是使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情。他们对于本刊关心的诚挚，实在可感，问我身边带了有没有最近的《生活》，我临行时只带了当时最近出版的一份第八卷第二十八期，他们欣然索去传观，看到最后还给我时，纸角都卷了起来。 谈得尤其诚恳的有位江善敬君，他是国立暨南大学外交系的毕业生，现在母校服务，为人温和热诚，善气迎人。他说久想见我，不料在船上无意中遇着。他原是华侨，家在南洋的勿里洞，出来九年了，这次才回家去省亲，少年英俊，体格极好，他在校时原是一位运动健将，尤擅长足球。学校里的运动员大都只知道运动，置学识思想于脑后，而江君体格既好，又能注意到学识思想方面，一扫畸形发展的积习，殊可爱重。他并具有歌唱天才，在甲板上临风引吭高歌，激昂悠扬，令人意远。可惜我们同船到新加坡便须分别了。 江君说自本刊出版以来，他没有一期漏掉，每次还有本乡亲友托他在沪转寄数份，并说许多青年对于本刊的热望，我说本刊本身没有什么固有的力量，如诸同志认为不无价值，便是由于始终不背叛大众的意志罢了。倘认为不无一点力量，这仍是大众的力量。他极力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