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谈新诗》·废名
上回我说中国已往的诗文学向来有两个趋势,就是元白易懂的一派同温李难懂的一派,无论那一派都是在诗的文字之下变戏法,总而言之都是旧诗,胡适之先生于旧诗中取元白一派作为我们白话新诗的前例,乃是自家接近元白的一派旧诗的原故,结果使得白话新诗失了根据。我又说,胡适之先生所认为反动派温李的诗,倒有我们今日新诗的趋势,我的意思不是把李商隐的诗同温庭筠的词算作新诗的前例,我只是推想这一派的诗词存在的根据或者正有我们今日白话新诗发展的根据了。这个道理本不稀奇,只是中国弄新文学的人同以前弄旧文学的人都是一副头脑,见骆驼说是马肿背,诸事反而得不着真面目。我今天把胡适之先生谈新诗的文章,同他的《国语文学史》里讲诗词的部分,都再看了一遍,觉得此事还应该重新商量,我想把我自己平日所想到的说出来引起大家去留心。《谈新诗》一文里,作者最后谈到“新诗的方法”,他说“做新诗的方法根本上就是做一切诗的方法”,这话不能算错。我常同学生们说,我们首先要练习运用文字,新诗并不就不讲究做文章,现在做新诗的人每每缺乏运用文字的工夫,旧诗人把句子写得好,我们也要把句子写得好。但这一番平常而切实的话,只〔是〕要在辨明新诗与旧诗的性质以后再来说的,胡适之先生则实在是说不出所以然来,从他所举的例子看来,他还是喜欢旧诗而已。他所举的例子之中,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芹泥垂燕嘴,蕊粉上蜂须”,“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这些都是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