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　“难兄难弟”的又一个

我们这几个“难兄难弟”里面，居然有着三个学徒，这也可算是这几个人的奋斗史的特色。已谈过的两个是乃器和公朴，第三个要轮到沙千里先生。 据千里说，他在民国十八年（距今八年前）就曾经来看过我；那时我在辣斐德路一个小小的过街楼上办《生活》周刊，他已在一家趸批疋头的字号里做帐房先生了。这一段故事，以及当时的情景，我已完全不记得。就寻常说，帐房先生所注意的只是算盘，他竟注意到《生活》周刊，他平日对于新运动的注意和同情，从这种小事里已可想见了。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直到我由香港回到上海，才在救国会的会议席上遇着。我想千里在八年前来看我的时候，那里梦想得到我们会住在一个牢狱里？ 但是因此我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弟弟”的生平懂得更清楚一些，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他是苏州人，生长在上海，十五岁的时候小学还未读完，就被送到一家趸批疋头的字号里做学徒，每月仅得“月规钱”二百文。因为他学习敏捷，办事负责，过了两年多就升任职员，每月月薪四块钱。不久帐房缺人，他被请代理帐房，后就担任清帐房，月薪有了二十元，年龄约在二十岁左右。好些职员在闲暇的时候，喜欢酒食征逐，狂嫖滥赌，他却能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增加自己的知识。他先在补习学校补习英文，喜欢阅看前进的刊物。后来他过着工读的生活；一面做帐房先生，一面却在上海法科大学（即现在的法学院）做学生。那时只须考的成绩够得上就行，并不像现在对于升学文凭有着那样呆板的规定，所以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