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江陵之政术（一）——概说

江陵丁明室由盛转衰之会，承嘉、隆内忧外患之余，其当前之任务，厥在转移时势，奠定邦基；而其惟一之政治主张，则系以儒者之立场，采法家之精粹，毅然以革旧维新为职志，而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旨归。至其所以持此主张之理由，当以李氏岳瑞言之为最审。其言曰： 赵宋以来，儒学愈盛而群治愈衰，道德日昌而国势日弱。一二豪杰之士，不为世运之所转移，而特立独行，放大光明于政法之历史。若宋之王荆文公，若明之江陵张文忠公，其学术治术，大都以儒为表，以名法为里。盖未有专师荀、孟、程、朱之家法，而可达致君泽民之志者也。（见本书第四编《李卫公传》） 惟其然也，故江陵不惜殚毕生之精力，以求其政治主张之实现；其于嘉靖时所上《陈时政疏》，及隆庆时所上《陈六事疏》，固已略发其凡；及其柄政以后，更复身体力行，始终弗懈。其任劳任怨生死不渝者以此；其甘冒重嫌备遭攻击者亦以此。其生不见谅于愚昧之同侪，死复获咎于昏庸之幼主者，固由于此；而其卓然超出于众，自别于一般之纯臣良相，巍然跻于中国以至世界大政治家之列，而能当之无愧者，更莫不系于此。今试撷取集中发表政治主张之文字，次而录之，以证吾说。 公有与李太仆渐庵《论治体书》，立言与上述两疏相表里，略云： 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靡，至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议论蜂兴，实绩罔效，所谓怠则张而相之之时也。况仆以草茅孤介，拥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