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江陵之学术与著述

江陵为一实行家，而非理想家，为一躬行实践之大政治家，而非高谈主义之政治学者；故其学术上之造诣虽斐然可观，第皆于其功业方面为具体之表现，而非可于文字中求之。此以衡诸中外古今之伟人，殆莫不如是，固不独江陵为然也。公生平于为学之道，认为事之与学，二者乃合一而不可分，故除本身之职事而外，别无超然独立之学术。其言曰： 《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士君子未遇时，则相与讲明所以修己治人者，以需他日之用。及其服官有事，即以其事为学，兢兢然求所以称职免咎者，以共上之命。未有舍其本事，而别开一门以为学者也。（《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 又曰： 古之君子始终典于学：居则学于父兄宗族，出则学于君长百姓，莫非学也。夫欲舍学以从政，譬之中流而去其楫，蔑以济矣。故学无间于显晦，然后其志一；志一然后其神凝；如是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则其政精核。推此以言，则政亦学也。世言政学二者妄也。（《赠毕石安先生宰朝邑序》） 似此“政学合一”之主张，直以学为毕生从事之目标，未仕以前，固以学为从政之初基，既仕以后，更以政为所学之实验，政学二者乃成为一体。此与孔子所谓学优则仕仕优则学者相衡，似犹更进一步。公之作此主张，自系受阳明先生“知行合一”学说暗示之影响。惟公之所谓“即以其事为学”，所谓“政亦学”，若以与阳明所谓“心即理”者相较，则公之学为实践的，为社会的，为事功的；阳明之学为理论的，为个人的、为哲学的；阳明最后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