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

一、沈葆桢之经营 当同治末年（1874）日人借故进兵台湾也，朝命沈葆桢率福建水师赴台，观动静而备守御。葆桢是时方以前江西巡抚之资格，督办船政于福州。其人既廉正有能，于海军在国防上之重要复知之切；创立造船厂及水师学堂，沿用西洋技士教习，遣派留学生，七年之间，成绩灿然。此后奋勇殉身及临难苟免之著名海军将校，与乎折樯裂舷、沉沦海底之败舰中，颇有为福州船政之产品者焉。葆桢既至台，亲诣日本司令官西乡从导，并巡行其营垒，语之曰，两国海军方始萌芽，同种间遽构战，令西人尽见底蕴，益启窥伺之心，不如各归，大治海陆军，二十年后相见，庶彼此具有规模，不为人藐视。西乡颇受感动，旋亦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甲午战后，葆桢孙翊清奉派赴日观操，西乡犹健在，亲款宴之，出妻见子，备谈前事，曰：“日本海军之粗有成绩，不敢忘令祖之赠言。” 西乡归后十年而有甲申中法之役，以考验我国海军之造诣。时葆桢已前卒，然其于海事，亦既尽心矣。初，光绪元年（1875）六月，总理衙门会同户部奏准，于关税厘金项内每年分拨南北洋大臣各二百万两，专为海军之用。会葆桢移督两江，兼领南洋大臣，鉴于畿辅海防重要，以为海军宜先尽北洋创办，分之则为力薄而成功缓，因奏请暂将四百万两尽给解北洋海军，俟其兴办稍有端绪乃已。无何，晋豫告饥，北洋大臣徇朝士请，提海军款以赈，葆桢以为大戚，贻书争之，谓“国家安危所系，其老病不及见，必为我公异日之悔”。然鸿章终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