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哈佛研究院

现在回顾一下从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在哈佛这三年，似乎只是继续沉醉于研读哲学，获得学位。这种平铺直叙的生活有少数几次因生病和到附近地区旅行而被打断。但翻阅那几年的日记，我发现在我做学生的最后年代，还有许多事值得一提。 在哈佛的第一年，我一个人住在哈佛广场教堂街与麻州道交叉点的“学院寄宿舍”。一年后，在康奈尔和我住同房间的胡明复也来哈佛，于是我和他搬到牛津街波京斯馆（Perkins Hall）七十七号房，后搬到八十五号房，以后又搬到波京斯馆正对面的柯恩特馆（Conant Hall）。明复返回中国后，我和他的远房堂弟胡正修同住一室。在牛津街，在我身后走的男孩子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我仍然不打招呼，因此早在康奈尔第二年，我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除了心不在焉之外，我还犹豫不决。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三日我写道：“今日余已二十四岁，仍然犹豫不决。”罗素、裴瑞（Ralph Barton Perry）和罗伊斯（Josiah Royce）的著作，我看了很多。第二年中期，我才开始想到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Continuity：a Study in Methodology），在论文中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何时算是程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这项撰写论文的工作并未对我犹豫不决的习惯有任何助益。我的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