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版序二

周汝昌 明人刘、于二公的《帝京景物略》，真是一部奇书，每一循诵，辄为击节叫绝。———然而高兴之余，却又总带有几分怅惘之感，因为在我寡陋的印象中，似乎数百年间，竟无一人一书堪称继武，在他们之后，拖下了这么大的一片大空白。这难道不让人沉思而慨然吗？多年以来，此种感慨日积日深，———不想今日要为云乡兄的《燕京乡土记》作序，我心喜幸，岂易宣喻哉！ 乡土记有甚可读？有何价值？我不想在此佳构前面回答这种八股题，作此死文章。汉人作赋的，先讲“三都”、“两京”；三国诗人，也有帝京之篇。看来古人所以重视“皇州”、“帝里”，不一定只因为它是“天子脚下”。不论什么时代，一国的首都总有巨大的代表性，燕都的代表性，远的可以上溯到周武王分封，近的，也可以从辽金说起———这“近”，也就有七八百年呢！这其间，人民亿众，歌哭于斯，作息于斯，蕃衍于斯，生死于斯，要包涵着多么广阔深厚的生活经验、文化内容，恐怕不是“计算机”所能轻易显示出答案来的。我们中华民族，就在这样的土壤上，创造积累出一种极其独特而美妙的文化；这一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只是存在于像有些人盯住的“缥缃卷轴”之间，却是更丰富更迷人地存在于“乡土”之际。这一点，往往为人忽略。忽略的原因，我认为是它太神奇而又太平凡了，于是人们如鱼在水，日处其中，习而与之化；于是只见其“平凡”、而忘其神奇，而平凡的东西还值得留心与作记吗？这也许就是刘、于二公之所以可贵。我常常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