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济与南朝关系的几点考察

彦威先生九秩荣庆 明志淡泊享上寿 游心文史乐遐年 一良致语 一、百济与南朝的交往 朝鲜三国时期，和高句丽，新罗相比，百济与东晋南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据田村周澄与黄寿永所著《百济文化与飞鸟文化》的统计，百济遣使于中国南方的次数：东晋2次，刘宋11次，南齐6次，梁5次，陈4次。即刘宋时平均约五年多一次，南齐时约三年多一次。450年，百济向刘宋表求《易林》、式占（当指用于占卜的式）、腰弩，宋文帝满足其要求。梁代间隔稍长，约十年一次，但萧梁一代百济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却盛于前代。东晋刘宋各遣使百济二次，而萧梁时由中国去百济的人，其质与量都超过东晋、宋、齐，形成百济与中国文化交流的高潮。 印度的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经历四五百年，已经大为汉化。对于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而言，译为汉文的佛经，和与之密切相联系的一套佛教文化，可以说是中国成分多于印度成分。接受佛教文化与接受汉文化，已经几乎是一回事。高句丽与中国壤地相接，接触较早，372年从前秦接受了佛教。约在同时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二十年后即位的广开土王时，国内汉文化相当普及，414年所立“广开土境好大王碑”的汉文可以为证。据《三国史记》卷二四近肖右王（346—374）纪称：“古记云，百济开国以来，未有以文字记事。至是得博士高兴，始有书记。然高兴未尝显于他书，不知其何许人也。”从姓高看来，可能来自高句丽。384年胡僧摩罗难陀从东晋来到百济，传入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