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魏晋南北朝史

两年前，张世林兄编辑学者自序的《学林春秋》，邀我写文，当时因病无法应命，勉强写了三首韵都押得不正确的小诗。现在世林兄又准备把上次未及收入的文章重新编入，作为再版，又来邀我。我深为世林兄的决心和热心所感动，这次一定应命，虽然我的学术成就是没有太多可说的。 我最初接触魏晋南北朝史，是在燕京大学听邓之诚先生讲断代史的时候。邓先生学问渊博，口才也好，讲课每每引人入胜，而魏晋南北朝史讲得尤其令人神往。听说他年轻时，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写过专书，名为《南北朝风俗志》。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 但是，我以魏晋南北朝史为终身研究对象的决定，却是在听了陈寅恪先生的课以后的事。1935年毕业后，在燕京做了一年研究生，这时同学俞大纲兄盛赞他的表兄陈寅恪先生学问如何精湛。他正在清华讲魏晋南北朝史，我于是就去偷听。我听的第一课是讲石勒，从羯胡讲到唐代昭武九姓，讲到石国，旁征博引，非常精彩。对我而言，真是大开眼界，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那时听课的还有余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