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论进步

一名《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泰西某说部，载有西人初航中国者，闻罗盘针之术之传自中国也，又闻中国二千年前即有之也，默忖此物入泰西不过数纪，而改良如彼其屡，效用如彼其广，则夫母国数千年之所增长，更当何若。登岸后不遑他事，先入市购一具，乃问其所谓最新式者，则与历史读本中所载十二世纪亚剌伯人传来之罗盘图，无累黍之异，其人乃废然而返云。此虽讽刺之寓言，实则描写中国群治濡滞之状，谈言微中矣。 吾昔读黄公度《日本国志》，好之，以为据此可以尽知东瀛新国之情状矣。入都见日使矢野龙溪，偶论及之，龙溪曰：“是无异据《明史》以言今日中国之时局也。”余怫然，叩其说。龙溪曰：“黄书成于明治十四年。我国自维新以来，每十年间之进步，虽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则二十年前之书，非《明史》之类如何？”吾当时犹疑其言，东游以来，证以所见，良信。斯密·亚丹《原富》称元代时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以较今人游记，殆无少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籍，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 中国人动言郅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则为浇末，为叔季，此义与泰西哲学家进化之论最相反。虽然，非谰言也，中国之现状实然也。试观战国时代，学术蜂起，或明哲理，或阐技术，而后此则无有也；两汉时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责任，地方有乡官，而后此则无有也。自余百端，类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