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示语三

示金晓邨 三十八则 《春秋》有义而无例，例是三《传》之说，何休、杜预又从而益之，是解传，非解经也。清人又只为何、杜之学。 求其义而不得，乃为之例。董生所以胜于何休者，说义而不说例耳。然义实未易知，非真有以得圣人之用心，焉能尽当。先儒各就其所求者言之，自然互有得失。《春秋》，礼义之大宗，礼以义起，不仅在明礼制，须达乎礼之原，斯为精于礼，然后深于《春秋》，此实精义入神之学。圣人之属辞比事，不同后世之整齐故事也。贤有志于此，且宜用力体究，义理愈明，自然抉择愈审。所拟分期作为表谱之法，仍是以史例求之也。 物之轻重长短无定，而权度有定。圣人之心，天理也。天理即权度也。因物付物，物之变虽无穷，权度之用亦不可尽。斯实有准，非无准也。属辞比事而不乱，是深于《春秋》者也。为凡例之说者不一，是反乱之矣。 以经证经在依文，依文亦有得有失，得在比傅，失在穿凿，自何、范以至刘、廖皆是也。以义理为主，则有时可略文而求义，依义而不依文，此亦有得有失，得在玄解，失在近专，如《胡 传》以《春秋》为用夏正之类。 自啖、赵及宋初诸儒以至胡文定是也。不独《春秋》，凡治群经皆然。朱子诗云：“须知三绝韦编者，不是寻行数墨人。”是知真能得其会通者又别有事在。若韩退之《赠卢全》诗所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者，则又不可为训也。 以义理为主而不以私意参之，斯可矣。旧说有失之者，为其不免于凿也。苟于义理有当，固不得而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