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与道家

最近读到《大公报》王芸生先生的《论诸葛亮》上中下三篇，颇多新颖而富教训、令人深思的意思。篇中批判诸葛亮两点：第一，养才与用才皆嫌不足。第二，伐魏的军略有错误。前一点，是多少采取王船山责先主君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而于长养人才、涵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的说法，而加重发挥的。后一点，亦是片面的采取王船山之说以赞助陈寿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旧说。此两点皆非芸生先生独创的见解，前人论辩甚多，此处我们暂不加讨论。他进而指出诸葛亮事必躬亲，察察为明的作风，最足以使他不放心用才，甚至于猜防人，不轻信人，足以害才而难于养才。他批评道：“诸葛亮本非常人，掌非常事，图非常功，而细碎如此，怎样可以？”是否完全切中诸葛本人的弊病，虽不敢说，然对于王先生之极力揭出治必有体及用才与养才的重要，其针砭时弊，供人借鉴的用意，却值得我们赞佩，也值得政治上的人物反省。 王先生还进一步推究出孔明事必躬亲，察察为明，不能养才用才的原因，乃基于他“法道合抱”的学养。他搜罗了一些事实，表明孔明的学养得力于道家、法家，而于儒却不甚相干。他说：“宋儒拉诸葛亮进孔庙，是牵强附会的。”换言之，他要推翻宋儒认“诸葛孔明有儒者气象”的旧案。提出诸葛是属于儒家呢抑是属于道家及法家的问题。这却引起我许多话要说了。 首先我们要分辨，孔明有道家、法家的学养是一事，孔明是否有儒者气象又是一事。譬如，朱子也有道家的学养，他的确曾经注解过道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