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子迂评序

世有申、韩之书，何自而出也？自刘向、班固，皆以为法家者流，本出于理官之明罚敕法，而刻者为之，残及至亲，伤恩薄厚，失其本矣。窃以为不然。 凡治之衰也，起于相胜；而乱之作也，成于相激。激之甚，则乱从而生焉。盖上古之治天下，忠与质焉耳。忠之极也，质胜之；质之极也，文胜之。文不与浮饰期，而浮饰自至；浮饰不与诈欺期，而诈欺自至。非关世也，所渐者然也。 战国之时，诈欺极矣。纵横之徒遍天下，而以驰骛有土之君，以至君畏其臣，臣狎其君，而篡弑攸起，诸侯是以不救。此皆上下浮谄，而怠慢舒缓，不振于法之效也。于是申、韩之徒出，而以名实之说胜之矣。名实者，按名求实，严刑必诛，详于法律，而笃于耕战，凡以破浮淫之说，而振其怠慢舒缓之情也。 其用意固已无恶于世，但其愤激之甚，至于刑弃灰，废《诗》《书》，以吏为师，则秦祸之必至耳。使其遇圣主明王，与之折衷，被之以封疆折冲之任，则其治功岂可量哉？然余以为二子之徒，但可以为臣而不可以为相，可以从命而不可以为命。使其遇尧、舜、汤、武法度修明之世，则为股肱之良；其在桓、文、孝公之时，亦足以治兵、力农而营富强；使其遇始皇、二世，直丧亡之雄耳。何也？物有受也，人有器也。 今读其书，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巷穷闾，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非著书当在未入秦之先，年未壮也，而已能如此事如指掌，何其材之蚤也！其识事也蚤，其命物也材，穷智究虑，渊竭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