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通论·条约第十

甲午后续 各国初订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己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授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请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畏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