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艺术与生活》·周作人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在北京师范学校及协和医学校所讲 今天讲的这个题目,看去似太广大,不是我的力量所能及。我的本意,只是想说明俄国文学的背景有许多与中国相似,所以他的文学发达情形与思想的内容在中国也最可以注意研究。本来人类的思想是共通的,分不出什么远近轻重,但遗传与环境的影响也是事实,大同之中便不免有小异,一时代一民族的文学都有他们特殊的色彩,就是这个缘故。俄国在十九世纪,同别国一样的受着欧洲文艺思想的潮流,只因有特别的背景在那里,自然的造成了一种无派别的人生的文学。但我们要注意,这并不是将“特别国情”做权衡来容纳新思想,乃是将新思潮来批判这特别国情,来表现或是解释他,所以这结果是一种独创的文学,富有俄国特殊的色彩,而其精神却仍与欧洲现代的文学一致。 这一世纪里的文学,可以依了政治的变迁分作四个时期。第一期自一八〇一至四八年,可以称作黎明期。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失败以后,不免发生一种反动,少年的人虽有才力,在政治及社会上没有活动的地方,又因农奴制度的影响,经济上也不必劳心,便养成一种放恣为我的人,普式金(Pushkin)的阿涅庚(Evgeni Oniegin)来尔孟多夫(Lermontov)的《现代的英雄》里的沛曲林(Petshorin),就是这一流人的代表,也是社会的恶的具体化。一方面官僚政治的积病与斯拉夫人的惰性,也在果戈尔(Gogol)的著作里暴露出来。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又起,俄国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