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大战后的世界人心

《雷海宗时论集》·雷海宗
由日本投降正式算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整整两年,短短的两年期间,世局真是千变万化,对于线索太多,情节太繁的变化,人心颇有应接不暇之感,猛然想起,好似已经过了半世。惯于此种紧张局面的人,往往不易想象另外一种局势。其实,太远的不必说,近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九年,情形并不如此,最少并不完全如此,两相比较,使我们对于今日可以更亲切地感觉,更深刻地认识,更显著地明了眼前人世的悲剧性。 在第一次大战的晚期,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原则的呼声;认民族自决为天经地义,认民主制度为政治发展的当然目标,认为此后可以免除战争,人类可以永久的安居乐业,在无限的进步之下,达到美满的人生。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投降时,以上一套的观念可说是普世人心的公同信仰,这种信仰是和平再临时期的精神背景。在这种精神背景之下,许多民族国家在欧洲出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波兰、芬兰、拉脱维亚、爱斯脱尼亚、立陶宛、土耳其等国,先后都在民族自决的大原则下成立,并且这些国家,最少在名义上都是以英美或法国为标准的新兴民主国家,多数国家也努力的去作民主的试验。当时一般都认为,民族国家与民主制度是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丝毫没有可以置疑的,短期间即或不能实现,不久的未来必定全部实现无疑。 以上是理想的一面,此外还有现实的一面,就是列强的争夺土地。在欧洲内部,国界的纠纷非常之多,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复杂国界问题是一个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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