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

自知没有韩信的才干，但三生有幸，能够得到漂母的青睐，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xx： 阅7月21日《南洋商报》，刊载大著《“中国城”堤岸去来》，不胜钦佩！ 大著除了很轻松而流利，细腻而忠实地报道堤岸的情形外，还特地以两段文字把我鼓励一番，这儿仅向你致最大的敬礼。 提起越南，我不禁百感交集。我是和老同学戴淮清兄、罗牧兄三家人同时搭一艘运猪船前往越南的。我们所以选择越南，主要的是为逃避饥荒。当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即刻成为瓮里之鳖，水电断绝，粮食店关门。本来一大包白米仅值二十元港币，到了日军占领香港后，一下子涨价到三四百元，而且买不到。姑定能够买到，沿途还害怕有人抢劫。在那种情形下，凡是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无论黄豆、绿豆，以及其他各种杂粮，我都不问价钱，尽是采购回来。这些杂粮，不是储藏在米缸里的，而是珍重地放在书桌的抽屉里的。想起陶渊明所说的“缸无储粟”那句话，不禁对他表示无限的同情，同时，这刚好反映当时我们的处境。漫说一口缸、一个抽屉没有粮食，姑定粮食储藏满缸、满抽屉，这到底能够维持得几天？为着彻底解决粮食问题，我们三家决定往越南跑。 罗牧兄是我的同学，又是我的内兄，他生长于越南，为人富于热情，长于交际，而且会说标准的越南话和潮州话。和他同行，等于黑夜航行里的一盏明灯。 在逗留广州湾时期，罗牧兄介绍我认识一位越南中华总商会会长兼《远东日报》社长朱继兴先生。仗着罗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