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一 由唐代以至清代中叶，是中国官僚社会向着更高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虽然在这一阶段的每个王朝，都各别在它们统治上发生了极大的破绽和困厄，但从整个官僚社会立论，这一阶段的官僚政治，确已前后参差的把它的包容性、贯彻性，乃至对于经济可能发生的弹性，提高到了这种社会形态允许的极限。 中古分立变乱局面，在中国典型封建史上，仿佛是一个“逆转”或“倒退”，但我们评价这一段历史，也正如同评价中古欧洲的封建史一样，须得出以极大的审慎的鉴别。那个时期，并不是在一切地域、一切方面，都由战乱退步荒废了。“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的惨象，不论在三国时代，抑在西晋五胡之乱的时代，并不曾出现于南方，而在北方，亦是破坏与恢复相并相间的表演着。此后由南北朝以至隋末，大抵亦可作如是观。如其我们忽略了此种事实，过分强调当时社会经济的荒废情形，以为那是全面的衰落或退步，那么，我们对于隋唐特别是唐代经济的迅速发展，就将感到非常突然，而对于那种在分立局面下益加强盛跋扈起来的门阀或豪族的社会存在基础，也将无从说明了。 中国的官僚社会统治，确曾由中古分立局面显示一个大分水岭。在这以前的秦汉和在这以后的隋唐，恰是一个先后辉映的对照。秦汉与隋唐乃至此后诸王朝，在统治上有一本质不同点，即前者，至少在秦及汉代前期，正从社会、政治各方面，剪除封建特权，使贵族官僚化，而在经过了前述官僚贵族化或门阀形成阶段的中古分立之局以后，那些王朝的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