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　孔子、孟子、荀子及其他諸家 [1]

文學者，民族精神之所寄也。凡一民族形成之時期，其哲人鉅子之言論風采，往往影響於其民族精神，流風餘韻，亘千百年。故於此時期中，能深求一代名哲之主張，于其民族文學之得失，思過半矣。此其人雖不必以文學批評家論，而其影響之大，往往過一般之批評家遠甚。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舊説以爲虞舜之言，説《詩》者多稱道之，所托雖古，實不足信。求古人之言論，要不出春秋以來，其時實爲吾民族形成之時代。自周之興，宗族勳舊，分佈東方，及犬戎進逼，幽王失國，於是全民族東徙，復與東方固有之諸族混合，文化進展。今日吾人所讀之古籍，《詩》《書》《春秋》，皆此時期以來之産物也。其時之思想家，與後代以最大之影響者，則有孔子。 孔子論文，皆指學問而言，與後世之言文學者不同。《論語·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其意可見。他如《論語》所記，皆可舉證：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何晏《集解》引馬融説：“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邢昺疏：“文謂先王之遺文。” 子曰：從我于陳蔡間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先進》）邢昺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後人或據四科之序，文不在上，以證孔子重德行而輕文學之旨；以文行忠信之次論之，其説不可盡信。然《論語·憲問》謂“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