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陶渊明“猛志”的继承与变异

《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谢天佑
“猛志固常在”吗? 陶渊明一生,经历了家居—出仕—归田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的嬗递发展,大略可见陶渊明“猛志”的承继性与变异性。 青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并不是小老头,他和一般年轻士子一样,有豪情也有猛志,还自信有将之付诸实现的勇气和力量。他心中的歌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年轻的心也幽幽地发出另一种曲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两种风格不一的曲调,在陶渊明的心灵深处是矛盾的统一。因为“猛志”有多种,也可有“无适俗韵”的“猛志”。“爱丘山”是个性自由的寄托,而追求个性自由正是“猛志”的重要内容之一。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然而,这两种意向,毕竟还是有差异的。“少时壮且历”,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当然是以激昂慷慨的格调为主要倾向的。 陶渊明后来几次出仕,但他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做官是为穷所逼。在那种把官看作无上荣耀的社会,抽掉了当官的志向,还谈得上什么“猛志”?从小“爱丘山”的人,怎么会有“猛志”?这是一般人的思想逻辑。而陶渊明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他背离了常人的思想逻辑,不将自己的“猛志”与当官混为一体,更不把出仕作为实现自己“猛志”的唯一途径。 由“性本爱丘山”到被迫“投耒去学仕”,陶渊明别别扭扭上了路,别别扭扭当了五六年官,精神的折磨比身体的折磨更痛苦。陶渊明,将动乱不已的社会和污浊不堪的官场,视为“樊笼”“尘网”,这与他真率、自然、纯朴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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