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会组织之膨胀

帮会本是在明末清初民族斗争尖锐之时应运而生，却并未在民国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目标的丧失应运而亡。它在政治上已经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在组织上反而恶性膨胀起来。许多帮会头目招收门徒时越收越多，越收越滥，动辄成千上万人。 比如上海青帮“大”字辈帮首张仁奎，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先后收徒3万余人，包括士农工商学各色人等。张的徒弟、上海第一号“闻人”杜月笙，共收南北门徒数万人。闻名上海的杀人魔王、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曾拜黄金荣为师，他自己也收徒一下余人，包括上海两租界的便衣探员和黄包车老板。 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尚武曾任海宁路汇司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此人身在青、红两帮，有徒弟2000余人。专贩女孩的后台尤阿根，曾任当时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收徒5000余人。在北方活动猖獗的一贯道头子，同样是遍地“开荒”（到没有一贯道的地区去吸收道徒立佛堂），广收道徒。 一贯道大头子张天然在“七·七”事变以后，在日寇支持下，在华北各大都市扩大组织，仅在天津市就设立了18个“坛”，并设立了一个“总坛”。此后，又派了很多“点传师”到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开荒”。如“点传师”齐国瑞、郭长福等到塘沽及连云港等地“开荒办道”，就先后骗入3000多道徒，建立了30多处佛堂。据说，从抗日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开荒下种”所骗入的道徒足有数十万人。 民国时期的帮会，上与达官要人勾结，下向社会各界渗透，成为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