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上海虽然很早就沦陷了，但租界还保持着特殊的地位。那时维持租界秩序的有英美法意的驻兵，这些驻兵虽都有他们的防区，但在休息的假期，在酒吧与舞场中不难碰到，而因国际战事与政治的态度，常有冲突与争斗的事情发生。 记得是一九三九年初夏，夜里一点钟的时候，我从一个朋友地方出来，那时马路已经很静，行人不见一个，但当我穿过马路的时候，路角有一个人叫住了我： “对不起，先生。” 是一个美国军官，好像走不动似的。 “怎么？”我停步了。 “可以为我叫一辆汽车吗？” 我猛然看到他小腿部的血痕，我吃惊了： “是受伤了吗？” “是的。”他说着就靠在墙上。 “你就这样等着。”我说着就跑到附近的维纳斯舞厅，本想到里面去打个电话，但因为里面美国兵与意国兵正在冲突起哄，许多武装的巡捕拥在门内门外，叫我不能进去，于是我只得到别处去借。那时街上的店，大都关着门，再没有别的地方可有电话，最后我终于跑到了车行，做了一辆车子到那个美国军官等我的地方。 我扶他上车时，他非常感激地同我握手；当时我一半为同情一半为好奇，我说： “要我陪你到医院吗？” “假如这不是太麻烦你的话。” 于是我就陪他上车，我说： “到仁济医院吗？” “不，”他对车夫说：“到静安寺路麦特赫司脱路。” 虽然也算中国话，但不够纯粹，于是我又为他重说了一遍，但是我心里很奇怪，难道里面也有一个医院吗？ 不过我没有发问，因为有更好奇的问题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