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与法统问题

自民国三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弃约法，而颁布所谓新约法，法统问题已启先声。至六年段祺瑞改选国会以后，更演成南北相持之局。惜当时言法者，或以急于成功而不力求贯彻，或以便于私图而非诚意拥护，以致黎元洪地位几与法统问题，成为不可分离之关系，斯亦至可怪者也。讨袁之举，其志不但在保全共和，而且在恢复约法。黎元洪以民国副总统，竟甘受任由新约法产生之参政院议长，其后各团体帝制请愿书则由该院转呈，选举国民代表办法则由该院议定，国体投票推定皇帝时则该院为代表，而该院本身之推戴书且由黎领衔，以法律论，袁为帝制之主犯，黎亦宜列为重要之帮助犯。袁既以此丧失总统资格，则黎之副总统资格，岂能独存？乃当日讨袁军对黎，不但不一并声讨，而且以滇、黔、粤、桂四督及蔡（锷）、戴（戡）、李（烈钧）、陈（炳）等代表护国军政府发布第二号宣言谓：“大总统既已缺位，依民国二年十月所公布之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由黎副总统继任。”而袁于撤销帝制欲向南方谋和时，曾商黎出管将军府，黎竟宣言：“除约法上之副总统外，无论何职，皆不承认。”一若不自知其附袁罪行，而尚腼然以约法上地位自居者。黎固不足责，而当时南方不乏高明之士，何亦竟不明是非、不顾法律若此？若谓黎之附袁，系由于胁迫而非出其本衷，然以堂堂一副总统，尚昧于舍生取义之道，辱身失节，更何足以以代表国家？闻其时南方要人，亦未尝不考虑及此，第因总统问题为各方利害所关，若另行选举，势必引起剧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