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五 日本管窥续
《知堂回想录》·周作人
《日本管窥之四》搁浅了一年有半,于廿六年(一九三七)六月十六日这才写成,——花了这些时候,究竟想出了什么结论来了呢?结论是有了,可是不能说好,但是此外也实在没有什么好说了。因为答案是一个不字,就是说日本人的国民性我们不能了解,结果是宣布日本研究小店就此关门,却也十分适当的。这篇文章虽发表出来,可是杂志就未能发行,也不曾收到文集里去,直至解放后有一年曹聚仁先生来北京看我,我把解放以前的旧稿给他看,承他携至香港,于去年春间把《乙酉文编》的第二分印了出来,距原作的年月差不多有二十四个年头了。 《管窥之四》继承上面的意思,从别的方面来求解说,那篇文章上有一节云: 这个我是不能懂,——因为以不知为不知,宗教我是不懂的,而这个缘故便出于宗教。在那篇文章里我说道: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似乎不是正当国家所可用的名词吧。 其五,白面吗啡事件。 其二,河北自治请愿事件。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 其一,藏本失踪事件。 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假如五十岚力的话是不错的,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