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七　元旦的刺客

编译委员会既然决然从北京撤退，搬到香港去，从前在那里写作的人便发起一个惜别会，在什刹海会贤堂聚餐，我不记得是什么人发起了，只记得仿佛人很多，一共有两桌吧，主客当然是关琪桐，主人们里边只有王古鲁还是没有忘记，他那时是替他们译白鸟库吉的著作。大概这编译会迁移的事情决定的颇早，是在民国廿七年的上半年，所以我就赶紧作第二步的打算，因为从前曾在燕京大学教过十年的书，想在里边谋一个位置，那时燕大与辅仁大学因为是教会大学的关系，日本人不加干涉，中国方面也认为在里边任职是与国立的学校没有什么不同。我把这意思告知了在燕大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君，承他于五月二十日来访，送来燕大的聘书，名义是“客座教授”，功课四至六小时，待遇按讲师论，但增送二十元，以示优异。其后因为决定每星期只去一天，便规定两种功课各二小时，月薪一百元。日记上有这几则记事： “九月十四日，下午丰一带燕大点名簿来，绍虞约十六日午餐。 这样的不觉过了四个月，转瞬又是一年了。我本不会做诗，不知怎的忽然发起诗兴来，于十二月廿一日写了这三首，仍然照例的打油诗，却似乎正写得出那时的情绪，其词云： 这事件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一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第一，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