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八　从不说话到说话

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以后，华北沦陷于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处于俘虏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隐忍的勉强过活，头两年如上两章所说的总算借了翻译与教书混过去了。但到了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虽然没有被损害着，警察局却派了三名侦缉队来住在家里，外出也总跟着一个人，所以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不能再去上课。这时汤尔和在临时政府当教育部长，便送来一个北京大学图书馆长的聘书，后来改为文学院院长，这是我在伪组织任职的起头。我还是终日住在家里，领着干薪，图书馆的事由北大秘书长代我办理，后来文学院则由学院秘书代理，我只是一星期偶然去看一下罢了。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适。 古来许多名人都曾写过那些名称忏悔录，自叙传或是回忆的文章，里边多是虚实淆混，例如卢梭，托尔斯多，折里尼，歌德都是如此。那是艺术作品，所以它的价值并不全在事情的真实方面，因为读者并不是当历史去看，只把它当作著者以自己生活为材料的抒情散文去读，这也是很有意味的。歌德将他的自传题名为“诗与真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在这里诗与真实相对立，诗是艺术，也就是理想或幻想，将客观的真实通过了主观的幻想，安排了叙述出来，结果成为艺术的作品，留供后世人的鉴赏。但那是艺术名人的事情，不是我们平凡人所可学样的，我平常不懂得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