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六 北大的南迁

《知堂回想录》·周作人
九一八以后东北整个沦陷,国民党政府既决定采用不抵抗主义,保存实力来打内战,于是日寇遂渐行蚕食,冀东一带成为战区,及至七七之变,遂进占平津了。国民党政府成竹在胸,军政机关早已撤离,值钱的文物亦已大部分运走了,所以剩下来的一着就是搬动这几个大学了。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是最初迁到湖南长沙,后来又到了云南昆明,与清华大学组成了联合大学。北大专任的教职员本应该一同前去,但是也可以有例外,即是老或病,或家累重不能走的,也只得不去。我那时并不算怎么老,因为那年是五十三岁,但是系累太多,所以便归入不能走的一边。当时不记得是在什么地方开会的,因为那一年的旧日记散失了,所以无从查考,只记得第二次集会是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廿九日,在北池子一带的孟心史先生家里,孟先生已经卧病,不能起床,所以在他的客房里作这一次最后的聚谈,可是主人也就不能参加谈话了。随后北大决定将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和我四人算作北大留平教授,每月寄津贴费五十元来,在那一年的年底蒋校长还打一个电报给我,叫我保管在平校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工夫,孟心史终于病逝了。 学校搬走了,个人留了下来,第一须得找得一个立足之处,最初想到的即是译书。这个须得去找文化基金的编译委员会,是由胡适之所主持,我们以前也已找过它好几回了,《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都是卖给它的,稿费是一千字五元,在那时候是不算很低了。民国廿一年(一九三二)夏天我还和它有一次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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