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日纠纷与国际

《采访本记》·曹聚仁
十九世纪后半期,中日之间的纠纷,与时俱增,而且逐渐严重化。可是太平洋早已成为国际的太平洋,国际每一脉搏的跃动,就和中日两国呼吸相通;而中日之间,每一纠纷,无不掣动着国际间的神经。“世事之变,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我们从国际全局来俯瞰中日间的斗争之迹,会有更深切的理解。 和太平洋的局势关系最深切的,莫如英国。英国的海外拓殖事业,虽是比葡萄牙、西班牙晚了半个世纪,但他们殖民政策的进步,与收获成果的确实,远在葡、西两国之上,比荷兰也高明得多。十九世纪是英国的黄金时代;它以灵敏的手段,用航运公司做引线,在宝藏似的太平洋及远东的港岸中,增加了国家的权威。从一八四一年起逐渐在中国占了优越的经济地位。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又先后成了英国的属地。在美国征服了菲律宾向东亚开始积极活动之先,英国在太平洋已达到了饱和点。因此他们的外交方针抱定两个目标:甲、“不列颠的政策,就是不列颠的商业。”必须保障已得的权益。乙、英帝国领土遍于世界,取得联络,保障交通,是帝国安全上的必要工作。适应这两个目标的外交策略自必趋于圆滑,对于变化倏忽的国际风云,每喜零星应付,或疾或徐,充满着机会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帝俄向外发展的野心(一面由黑海南进,要想冲出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威胁着英国的近东权益,一面从西伯利亚东进,向辽东半岛找寻海口,又威胁了英国的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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