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去年我应澳洲政府的邀请，到澳洲各大城市跑了一趟。每到一处，我便受最高学府和最大报社的欢迎。因为事前澳洲政府曾编印一本小册子，内容是介绍我的履历和我在澳洲的行程，所以澳洲的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和我见面时，总要问我一声：“连先生，你为什么要花了那么多时间去写现代印度伟人的传记呢？” 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在传统上，中国的学人发觉自己对中国有关的学问稍微有些根底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注意到印度问题。我的师友多数走了这条路，所以我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此外，自中国政局起了很大的变动后，住在海外的华人，便成为一般顽固分子攻击的对象；多谈两次中国问题，他们便给你加上‘大汉沙文主义’或者其他‘莫须有’的罪名。为着避免无谓的麻烦，我就选择近代印度三位圣哲作为研究的目标。” 自我选定新的研究路线后，一般顽固分子再也找不出非难的口实了。就在这种平静无事的环境中，我先后完成了《尼赫鲁传》、《泰戈尔传》、《甘地传》。屈指一算，十六年的宝贵光阴就这样虚度过去了。 说来还是这部《甘地传》最难产。须知写作离不了材料；材料太贫乏，作者无论怎样搜索枯肠，恐怕也挤不出什么好东西来。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是这意思。另一方面，材料太丰富，有时会使人看得头昏眼花，这种材料固然不错，那种材料也极有用，很难割爱，这正合俗语所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自印度独立后，甘地便成为国父。因此，印度政府对于甘地一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