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道上

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儒家道家法家异也，有其同。庄周述儒、墨、名、法之变，已与老聃分流，尽道家也，有其异。是樊然者，我乃知之矣。 老聃据人事嬗变，议不逾方。庄周者，旁罗死生之变、神明之运，是以巨细有校。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终之其殊在量，非在质也。 然自伊尹、太公有拨乱之材，未尝不以道家言为急（《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事，以间谍欺诈取人，异于儒法。今可见者，犹在《逸周书》。故周公诋齐国之政，而仲尼不称伊、吕。管子者，祖述太公，谓之小器，有由也（《管子》八十六篇，亦在道家）。 老聃为周征藏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极其情，则伊、吕亡所用。亡所用故归于朴，若墨翟守城矣，巧过于公输般，故能坏其攻具矣。谈者多以老聃为任权数，其流为范蠡、张良。今以庄周《胠箧》《马蹄》相角。深黜圣知，为其助大盗，岂遽与老聃异哉？老聃所以言术，将以掸前王之隐慝，取之玉版，布之短书，使人人户知其术则术败。会前世简毕重滞，力不行远，故二三奸人得因自利。及今世有赫蹄、雕镂之技，其书遍行，虽权数亦几无施矣。 老聃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愚之何道哉？以其明之，所以愚之。今是驵侩则欺罔人，然不敢欺罔其同类，交知其术也，故耿介甚。以是知去民之诈，在使民户知诈。故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