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二则

之一 作诗到底是完全的自我表现好？还是不带一些文艺上的贵族性好？这是近来作诗者与评诗者一个争执的问题。我以为这不过是个人主观的谬误。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我至终不承认两者能有界限分明的划线与其定则。譬如托尔斯泰之作何为艺术（What is Art），虽是以平民艺术为艺术的极则，但他在那时的环境与见闻，及其感觉到的领域之内，如此主张，未尝是不对。也如同在今日的中国，一些人提倡自然主义的文学，更何曾是要将文学定于一等之下，不许有异统发生与传播的余地。这也是为一时环境的救济与超升起见罢了。然而也不能说除了实用，便抹倒一切的文学作品。必先有此——至少有此点的明解之处，方可以研究文学。 诗，在新体诗初兴之始，大家都努力做写实的无韵诗，信从赤裸裸的教义，然经过两三年的试验，各人努力的结果，却也不是始从前那样群趋一致了。于是便有以上两个问题讨论的发端。我相信两者俱有理由，俱为诗的形成不可缺的要素；不过但看如何说法。中国人论理的观念，原不清楚，本来是有利无弊的话，而经过一般思想笼统的中国人的传会就易生谬解了。 话虽如此说；而中国人对于文学的吸收性，向来被传统思想束缚得牢牢的，虽曰解放，但大多数却不从真正解放中去研究，所以严格说起来，勿论那样学问，都是中国人误了主义；却不是……主义误了中国人。 我近中读《仇池笔记》，偶然看到一则，是：“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