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蕊夫人宫词考证

（附宫词校定本） 谈中西文学之比较者，每以中国无长诗为憾，如《孔雀东南飞》《秦妇吟》等不过千数百字，殊不足与西洋之长诗比拟。此非中国诗人才有所短，可以两点解释之。一者文学之传统中西互异；二者诗之范围亦不全同也。言传统异者，欧洲文学托始于荷默之史诗，继之者为希腊人之诗剧，皆长篇巨制；亚里士多德所谓诗即指史诗与戏剧而言。故西洋诗人为继承此种传统精神，莫不倾心于长诗之创造。若中国诗歌则导源于三百篇，三百篇者，周代之乐章，皆短篇也。夫源既不同，其后之流派遂别；李杜不为长诗，因无长诗之传统故耳。言范围不同者，中国所谓诗，只是韵律文之一部分，其长篇巨制，若《楚辞》中之《离骚》《天问》，汉赋中之《上林》《子虚》，以及后世之弹词、戏曲，皆别名之曰骚，曰赋，曰弹词，曰曲，而不称之曰诗。若以西洋文学之定义言之，则此骚、赋、词、曲皆可入长诗之范围焉。 诗体之兴，不免依附于乐府歌曲。汉乐府虽有篇幅较长者，乃其后此体不见发展。唐代为诗之黄金时代，考其时宴会之席，歌唱五七言绝句，乃诗体中之最短者。如李白之拟古乐府，杜甫、白居易之新乐府，在当时实未入乐，但供吟诵而已。惟绝句虽云短小，唐诗人中颇有利用联章之办法，以尽其纵横驰骋之诗才者，如王建之《宫词》，罗虬之《比红》，胡曾之《咏史》是已。余读王建《宫词》，始悟中国诗人，原可以小诗之体制，发挥长诗之作用。《宫词》虽不创始于王建，但连用七绝百首之例，则自彼开之，观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