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变文

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史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了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明白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这关系是异常的重大。假如在敦煌文库里，只发现了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诗集，许多古书的抄本，许多佛道经，许多民间小曲和叙事歌曲，许多游戏文章，像《燕子赋》和《茶酒论》之类，那不过是为我们的文学史添加些新的资料而已。但“变文”的发现，却不仅是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名著，同时，也替近代文学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近十余年来，我们为什么那样的重视“变文”的发现的原因。本书以专章来研究“变文”，其原因也即在此。如果不把“变文”这一个重要的已失传的文体弄明白，则对于后来的通俗文学的作品简直有无从下手之感。 在敦煌的许多重要作品里，“变文”是最后为我们所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