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

吾民族武功之盛，莫过于汉唐。然汉高祖困于平城，唐高祖亦尝称臣于突厥，汉世非此篇所论，独唐高祖起兵太原时，实称臣于突厥，而太宗又为此事谋主，后来史臣颇讳饰之，以至其事之本末不明显于后世。夫唐高祖太宗迫于当时情势不得已而出此，仅逾十二三年，竟灭突厥而臣之，大耻已雪，奇功遂成，又何讳饰之必要乎？兹略取旧记之关于此事者，疏通证明之，考兴亡之陈迹，求学术之新知，特为拈出此一重公案，愿与当世好学深思读史之有心人共参究之也。 《旧唐书》卷六七《李靖传》（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大唐新语》卷七《容恕》篇）云： 太宗初闻靖破颉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 寅恪按，太宗所谓国家草创，即指隋末高祖起兵太原之时，当此时，中国与突厥之关系为何如乎？试观《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参《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条）云： 及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甚众，又更强盛，势凌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 则知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