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再生缘》校补记

寅恪初疑陈云贞即陈端生，后来知其不然者，虽无积极之确据，但具强有力之反证。因陈文述嘉庆初年在北京题赠陈长生四律，其于端生、庆生、长生姊妹三人之身世遭遇，皆能详悉言之，真所谓“如数家珍”。至道光时作《西泠闺咏》咏陈端生诗，虽诗序中谓“婿遇赦归，未至家，而□□死”，今据长生《绘声阁续稿》“哭春田大姊”七律二首之二“可堪宝镜重圆日，已是瑶钗欲折时”一联，则云伯所言，由于传闻稍误，自应订正。但此点所关甚小，不足为意。唯云伯止言范菼“以科场事，为人牵累谪戍”，而绝口不提及云贞寄外之书及诗以作材料，可知其始终不承认云贞与端生为一人也。 夫一百五十余年前同时同族之人，既坚决不认云贞、端生为一人，而今日反欲效方密之之“合二而一”，亦太奇矣！况焦循“云贞行”谓其夫乃一“郎本武健儿”及“一发毙双狼”之武人，与端生《再生缘》中自述其夫之语，如“更欣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烛催诗笑语联”者，全无相似之处。至于里堂之“云贞行”及云伯之“云贞曲”中俱有“郎戍伊犁城，妾住仙游县”之句，盖由二人同用一材料，自然符会，不必出于抄袭。兹举最近之例言之。抗日战争之际，陈垣先生留居京师，主讲辅仁大学。寅恪则旅寄昆明，任教西南联合大学。各撰论文，考杨妃入道年月。是时烽火连天，互不通问，然其结论则不谋而合，实以同用一材料，应有同一之结论，吾两人俱无抄袭之嫌疑也。若夫云贞寄外书及诗，颇与《再生缘》类似，论者遂取此为“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