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情二端论

《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潘菽
一、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情绪理论的重要贡献[1] 人们的情绪有种种形态,传统心理学都把它们归纳为几种,有的归纳为至少三种。在一般说话中,常讲到的或者容易区别开来的情绪也只有几种。但究竟有多少种可以确定为基本的情绪形态,则又没有一致的看法。中国两千年前就已有“六情”,即好、恶、喜、怒、哀、乐(见《左传》和《荀子》),“七情”,即喜、怒、哀、乐、爱、恶、欲(见《礼记》)或喜、怒、忧、思、悲、恐、惊(见《内经》)的说法。就时代的古远而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把情绪归纳为最基本的“好、恶”或“欲、恶”两种,说“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左传》),或说“欲、恶者心之大端也”(《礼记》)。把情绪区别为最基本的两种形态,这是具有颇深刻的科学意义的,是我国在两千年前的古代思想家对情绪理论的一种很重要的贡献。这种贡献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情绪所包含的躯体变化只能区分为两种。情绪分为最基本的两种也和把情绪隶属于意向这个观点相一致。因为意向活动的最基本形态也只有两种——正意向和反意向。 二、《韩非子·解老》中的“慈故能勇”的评释 [2] 《韩非子·解老》说:“慈母之于弱子也务致其福。务致其福则事除其祸。事除其祸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得事理则必成功。必成功则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谓勇。圣人之于万事也尽如慈母之为弱子虑也,故见必行之道。见必行之道则明,其从事亦不疑。不疑之谓勇。不疑生于…

本章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