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Ⅵ）

近儒之主张应该分析经今古文的，或认今文为真而古文为伪，或认古文为优而今文为劣，虽立论相反，然皆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在于经说，而文字之差异与篇卷之多少尚在其次。窃谓不然。我以为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略述鄙见如次： 古文经中必须摒弃的是《笙诗》六篇，《逸书》十六篇，百篇《书序》，《逸礼》三十九篇，《周礼》，因为这是全属伪造的。还有，《春秋左氏传》，虽系取左丘《国语》改窜而成，并非全属伪造，但既改原书之分国为编年，又加上什么凡例书法及比年依经缘饰之语，则在“《国语》探源”之工作未完成以前，我们对于《左传》亦只能视同伪书。其凡例等等固必须摒弃；即其叙事之部分，虽非全属伪造，而伪造者亦必有之，故引用时必须审慎，与其过而存之也，宁过而废之，如此，庶不至为刘歆所绐。 其文字之差异，固当以今文为正，但古文倒不是全无可取，也竟有应该用古文改今文的。因为今文虽真，却不能说没有传写之误；古文后起，遇到今文不可通的地方，往往加以修改。改错的固然不少，改对的也不能说没有。试举《春秋》为例：隐公二年之“纪子伯”，《左氏经》改为“纪子帛”，三年之“尹氏卒”，《左氏经》改为“君氏卒”，这是故意与《公羊经》立异，自不足信。但下举两事，实以改本为长： （ㄅ）成公“六年，冬，晋栾书率师侵郑”。《谷梁经》及《左氏经》皆改“侵”为“救”，是也。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