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简称可曰“辨伪”。要是不经过这步工作，“任何材料都供挦扯”，则结果尽可闹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说得“像杀有介事”，其实“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别国如何，我不知道，所以只好撇开，不敢妄有牵涉）的伪书和伪史实在太多，所以辨伪的书籍和议论也不少，自宋以来辨伪之学尤为发达。如明胡应麟的《四部正讹》，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都是辨伪的专书；又清代官书《四库提要》中辨伪书的议论也很多。这些固然都是治国故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但辨明一首伪诗，一篇伪文，一部伪笔记，一部伪杂史，虽然警告治学的人们对于那些伪材料不可信任，很有益处，究竟关系还小。若辨明几部伪先秦子书，如《管子》、《商君书》、《尹文子》、《鹖冠子》、《列子》之类，自然较为重要了，但关系也还不算很大。这话怎讲呢？因为那些伪诗或伪笔记之流，大家本没有怎样看重它。有时候他们随便采用了，你若警告他们：“那是伪的，采用不得！”他们也满不在乎：“你既说采用不得，那就不采用好了。”讲到伪先秦子书，就稍微有点问题了。你说《管子》或《列子》等书，是伪造的，采用不得，他们就要迟疑了，因为若不采用《管子》或《列子》等书，岂非要抛弃一部分政治史料或思想史料吗？他们自然觉得太可惜了。但这还不打紧，因为先秦子书，他们看起来究竟不过是可爱的古书罢了。子书是自来被认为“异端”的（只有《孟子》除外，连《荀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