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过了一星期的海上生活，邬伯强在日本的横滨港登了岸。他是初来日本，一句日本话也不会说。他在甲板上和一个红帽（替客搬运行李的人）笔谈了半天，才把自己的意思达到了。红帽就替他叫了两台洋车，把他的行李都装进车子里，也叫他坐上去，送他到火车站来。 伯强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曾写了封信给在东京的同乡，约他们到横滨来招呼他。所乘的邮船M丸在神户停泊时，他再写了一张明片寄给他们。但今天到了横滨，还是自己招呼着几件重笨的行李受了税关吏的检查后，搬运到车站来。他心里不免感着一种孤寂，同时也发生初适异域的哀愁。 “早晓得他们不来，我在长崎登岸，转坐火车直到东京就好了。船停泊在长崎时，有个广东商人劝我上岸并且答应替我招呼行李上火车呢。因为图省几块钱，多吃了许多苦了。我竟没有料到由神户到横滨的海上风浪还这样险恶。” 伯强坐在洋车里，定了定神，许多无聊的琐碎的事情便回萦到他的脑上来。 “他们要白花车费由东京出来；当然不愿意，这也难怪他们……或者他们今天在学校里有特别重要的功课也说不定，这更难怪他们了。” 伯强又忙这样地向自己解释。 到了车站了。 他一个人茫然地坐在三等候车室里，不知道如何地买车票，也不明白如何地交运行李，一切唯有拜托这个红帽了。车站钟楼的大钟告知他十一点又十五分了。 红帽的确在热心地为伯强效力，跑来跑去，不时又拿着手簿和铅笔走到他面前来同他笔谈，问他饿不饿，要喝什么饮料不要。伯强只望快一点到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