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伦敦到纽约

记者于今年五月十一日由伦敦乘德船欧罗巴号赴美，五月十六日到纽约。德国船很清洁，仆欧都是用德人，服务都很周到，都很有礼貌。在欧遇着惯于旅行的朋友，都说清洁和有礼貌，以德船为最，依我此次所经历，觉得不错。同船的中国人，只记者一个。船上有三个日本乘客，总是三个人在一起，从未看见他们和其他乘客谈过话，或参加任何社会性的聚会或游戏。除在餐厅里看见他们外，不很看见他们的影踪。我本想不妨和他们谈谈，但他们每次遇到我的时候，总是用斜眼睨视，那一副面孔表现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气；在餐厅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占着一桌，仍是用斜眼远远地向我睨视，同时鬼鬼祟祟地说长论短，那一种情形，断绝了我要和他们谈谈的念头。 和我在餐厅里同桌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久住英国的美国人，他是个机械工程师，年已在五十以上了；一个是由纽约往欧洲接洽营业完毕回去的美国人，他也是个机械工程师，却是个近三十岁的青年；还有一个是久在纽约经商，由希腊回纽约的希腊人。那位老工程师鉴于所亲见的英美两国失业问题不但无法解决，而且日益尖锐化，认为旧社会制度已确然破产，无可挽回，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能解决，但他的觉悟就至此而止，问他怎样可以实行社会主义，他却含糊不能自圆其说地坚执和平的办法，——也就是维持现状——所以他尽管满嘴大提倡其“旧制度破产论”，而他的主张在实际上却是在积极维持这个“破产”的“旧制度”，这种显然的矛盾，在他并不感觉到，或虽感觉到而亦不愿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