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一百零三

哲宗皇帝 台谏言苏轼策题诗谤附 元祐元年十二月壬寅[1]，左司谏朱光庭言：『学士院试馆职策题云：「欲师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媮，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臣不识其意，流人于刻。又称「汉文宽大长者，不闻有怠废不举之病；宣帝总核名实，不闻有督察过甚之失。」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汉文不足以过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后之为人臣者，惟盛扬其先烈，不当更置之议论也。今来学士院考试官不识大体，以仁祖难名之盛德、神考有为之善志，反以媮刻为议论，独称汉宣之全美，况谓仁祖、神考不足以师法，不忠莫大下焉。伏望圣慈察臣之言，物奋睿断，正考试官之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策题，苏轼文也，诏特放罪。光庭又言：『轼罪不当放。』其言攻轼愈竣，且称轼尝骂司马光及程颐。轼闻而自辨曰：『臣切闻谏官言臣近所撰试馆职人策问，有涉讽议先朝之语。臣退伏思，臣之所谓偷刻者，专指今之有官有司及监司、守令不能奉行，恐致有此病，于二帝何与焉?至于前论周公、太公，后论文帝、宣帝，皆是为文引证之常，亦无比拟二帝之意。况此策问第一第二首，邓温伯之词；末篇乃臣所撰，三首皆臣亲书进入，蒙御笔用第三首。臣愚意岂逃圣鉴?若有毫发讽议先朝，则臣死有余罪。伏愿少回天日之照，使臣孤忠，不为众口所铄。』诏追回放罪指挥。或言朝廷谓光庭所言非是，将逐去之。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恐遂逐光庭，则所损益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