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独立评论（1932—1935）

我记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滨，就接到在君由船公司转交的信，信中大意说，国内党争正烈，我的脾气不好，最好暂时留在日本，多做点研究日本国情的工作，他说他自己近来很研究日本问题，深切的感觉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他劝我千万不可放过这个可以多多观察日本的机会。 我很赞成在君的意见。但我不通日本话，在日本时只能住很贵的旅馆，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历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觉费用太大，难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从神户回国了。 在君的预言——“中国存亡安危的关键在于日本”——在四年半之后完全证实了！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夜日本军人在沈阳的暴行果然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命运。 在蒋孟邻先生领导之下的“新北大”是九月十四日开学的。开学后的第四天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我们还不知道沈阳的事变。第二天早晨，我们才知道昨夜十点钟，日本军队炮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没有抵抗。那天我的日记有这一条：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我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 在君在四年之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写的《再论民治与独裁》一篇文章里，有这一段记载： ……二十年十一月，胡适之先生写了一封长信给宋子文先生，主张及早和日本人交涉。我告诉他道：“我是赞成你的主张的。可是国民党的首领就是赞成，也不敢做，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的专政是假的。” 我引这两段文字，略表示在君和我在那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