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北票煤矿公司（1921—1925）——《努力周报》（1922—1923）

我认识在君和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他们都是留学英国的。孟和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社员，新青年社是一个小团体，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学的，在许多问题上我们两人的看法比较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国八年初随同梁任公先生到欧洲考察战后状况和巴黎和会情形的考察团的团员（任公的考察团中还有蒋百里、方震、张君劢、嘉森诸位）。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任公先生是前辈，比我大十八岁，他虽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们总把他当作一位老辈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岁；新六比我只大一岁。所以我们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应该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饭馆席上他总是用酒来给他的筷子消毒。他有几次看见我颇爱喝酒，他就“操心”了。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那把扇子不幸遗失了，他摘出的诗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与污俗偶。 自视六尺躯，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后。 我很感谢他的情意，从此把他看作一个人生很难得的“益友”。 在君的生活最有规律，用钱从不敢超过他的收入，从不借债。但他自从留学回国后，就担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