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道
《治史》·翦伯赞
文者所以在道,正如“筌[1]者所以在鱼”,“蹄[2]者所以在兔”,“言者所以在意”(《庄子·外物篇》),不为捕鱼则不设筌,不为系兔则不设蹄,不为表意则不发言,不为传道则不著文,这个道理非常明显,然而孔夫子的门徒竟不能理解。 《论语·公冶长》记子贡之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里所谓“性”就是人生哲学或人生观,所谓“天道”就是宇宙原理或世界观,总起来说就是今之所谓观点,古之所谓道也。从子贡的这几句话看来,他是以为文与道各为一事,道在文外,不在文中。果如子贡所云,则一部论语岂不全是废话,而春秋的褒贬也不表示孔夫子的历史观了。 子贡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他一直是徘徊于孔子的门墙之外,他埋怨他老师的门墙太高,遮住了他接近真理的道路。他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 孔夫子的墙有多高,不知道,但即使如子贡所云“夫子之墙数仞”,也是遮不住真理的,而况孔夫子并没有准备把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封闭在高墙之内。看来不是孔夫子的门墙太高,而是子贡的学习方法不对头,他不知道从他老师的文章中去寻找性与天道,硬说他老师的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和子贡一样徘徊于孔子门墙之外的学生,恐怕很多,以致孔夫子不得不发表声明。他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用现代语说就是,你们以为我在传道讲学的时候有所隐匿或保留吗?我没有隐匿和保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