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先生”张伯苓

丁履进 一九四六年春，校长张伯苓先生由重庆飞北平回天津。 有一天晚上，施奎龄打电话给我：“咱们老校长明天回来，不愿惊动官府，要我们校友去接他。明天上午十点，我和金城银行的韩大哥到你那里会齐去飞机场。”第二天上午十一点，我们三个人到西苑飞机场接校长。同来的有他的秘书伉乃如先生。我已经二十多年未见过这两位师长，伉先生教过我两年的课，还认识我，向校长说：“这是丁履进。”校长说：“念远（施奎龄字）给我的信里说过，他是中央社北平分社的负责人，胜利后第一个到北平的新闻记者，干得不错。”我们送校长进城，到西皮市胡同银行公会休息。 那时校长已是七十一岁高龄，长途飞行之后，精神奕奕，并无倦容。我们陪他吃过午饭，陪他到休息室，他半坐半倚地靠在床上和我们闲谈。几个小时的谈话，由校事到国事，都曾涉及，谈得高兴的时候，他那敏锐的眼神随时由墨晶眼镜的后面隐若地闪露出来。他说：“北大、清华已经复校，归还建制，我决定摆脱政治，回来办理复校的工作，继续从事教育。”谈到国事，他说过几句话，到现在我还记得：“咱们国家的前途，用望远镜看是美丽的，用显微镜看，内部有许多腐烂的问题，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全靠咱们自己，天真的美国人帮不了多少忙。”那时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成立不久，美国人居间调停国共的争执，国人对美国的调处寄以很大的希望。当时校长的谈话，对于美国的调处工作，言外之意，似乎并不乐观。校长急于要回天津，平津铁路局局长石志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