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与我——贺“清华大学”七十五岁
《民国三大校长》·罗家伦
孙观汉 “相识”经过 从一九三六年清华公费开始,到现在回到“清华”,我和清华的“相识”刚好是五十年。一九三六年从杭州浙江大学毕业后,很幸运地考取清华公费,本来准备去美一年,转英二年后即回国,但因日本的侵略,继之以内战,致不克回国,乃在美住下,没有想到一住四十多年,比李伯(RipWinkle)先生的大梦还长上一倍多! 最初的三年,每月接受纽约华美协进社的津贴,使在美的前半期能致力于学业的求进和研究。其间也曾做些国民外交,间接地可算替清华做了些服务工作,同时也有机会和清华校友胡适之先生通信,讨论留学问题,其中有一封信,胡先生后来带回大陆,留在那边,四年前曾被发表,传到台湾。那封信中,指出留学生学习做人比学习学问——无论科技、人文或艺术——还来得重要,即使在今天,仍值得大家参考(见拙著《我看中国女人》)。清华公费指定的科目是光学玻璃,初期约有十年的工夫研习基本科学和玻璃,能在世界玻璃文选中留下些创新的鸿爪,总算没有辜负了清华公费。 因为战乱民苦,兼之和亲友隔离,那时期可说无时不怀念着祖国。一九五八年听到梅贻琦先生在台“复校”,并以发展核子(即俗称原子)科学为起点,因为当时我在主持美国西屋公司的核子研究室,对近代核子科技相当熟悉,因此写了封信去探询,没有想到梅先生立刻回信,要我来台帮忙,即使短期也欢迎。当时鉴于台湾的经济困难,心中不忍花费“政府”和“清华”的经费,于是请求到美国政府以文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