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

《汉唐史论集》·傅乐成
一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问侍臣曰:“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自不谕其故,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文中所言五事,皆太宗自谓超迈前古之处。其实嘉善纳谏,大度包容,历代贤君,亦优为之。独于中华夷狄,兼爱如一,为前人所无。盖李唐皇室,起源于北朝胡化之汉人,承异族累叶之政权,于所谓夷夏观念,本甚薄弱。故建国之后,虽四征不服,既服之后,则视如一国,不加猜防。唐初每定异族,即于其地置羁縻府州,以其酋长任都督刺史,予以高度之自治权。甚至委异族以中央要职,与汉人比肩于朝。贞观四年(西元六三〇年),太宗既平东突厥,其酋长任职中央,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此种华夷一家之盛况,诚空前未有之事也。 贞观十三年(西元六三九年),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结社率反,进犯九成宫。事平之后,言事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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