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的“校事”制

我曾指出曹魏的“校事”是一种特别政治侦探机关。此制创于曹操。孙权在江南也曾效行，后来废止了；到孙皓时代，又恢复“校事”制。《吴志》里有许多关于“校事”制的材料，我钞在这里。 《陆凯传》（《吴志》十六）有陆凯谏孙皓二十事，其第十八事云： 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虽有吕壹钱钦，寻皆诛夷，以谢百姓。今复张立校曹，纵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 孙皓时代的“校事”制，《吴》书记载不详，仅有此条明说孙皓恢复孙权的校事制，又明说“校事吏，民之仇也”。故先列此条为孙吴“校事”制的总纲。此条说孙权时代的“校事”有吕壹钱钦两人。钱钦事似无可考。《吴志》记“校事”各条，都是吕壹的事。《顾雍传》又提及秦博，也无可考。 《孙权传》（《吴志》二）于赤乌元年（238）记着： 初权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惨，用法深刻。太子登数谏，权不纳。大臣由是莫敢言。后壹奸罪发露，伏诛。权引咎责躬，乃使中书郎袁礼告谢诸大将，因问时事所当损益。礼还，复有诏责数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曰： 袁礼还，云与子瑜（瑾）子山（骘）义封（然）定公相见，并以时事当有所先后，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陈，悉推之伯言（陆逊）承明（潘浚）。伯言承明见礼，泣涕恳恻，辞旨辛苦，至乃怀执危怖，有不自安之心。闻此怅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圣人能无过行，明者能自见耳。人之举厝，何能悉中？独当己有以伤拒众意，忽不自觉，故诸君有嫌难耳。不尔，何缘乃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