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宋教仁集》

一九六一年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我写了篇《论宋教仁》。过了二十年，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又一次在武汉举行纪念辛亥的学术讨论会，到会的中外人士一百数十人都拿到了我们编辑的《宋教仁集》，上下两册。虽无鸿篇巨制，有点东西贡献出来，总有点喜悦之情；但回顾编书的往事，又不无感慨系之。 那是在《论宋教仁》发表之后，中华书局要我趁热编宋集，我答应了。过了些时间，我才着手做，找一位同志帮我搜集和抄录宋文。那时忙于其他活动，没有把编书当作紧要任务，进展慢。谁知“文化大革命”一来，狂风四起，草木皆兵，已有的书且感到是个沉重的负担，有的偷偷销毁，有的当废纸卖，哪还敢去整理“议会迷”宋教仁的诗文呢？内乱过去，十一届三中全会驱走了人们心头的乌云，文化事业复苏了。中华书局李侃同志旧事重提，并在保存资料，编好近人专集的鼓励下，我从乱书堆里找出几篇抄录的宋文，纸已发黄，总算还有坠简之可寻。 宋教仁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有三十二岁。在他奋斗的十年中留下的大量文书，都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生活有紧密联系。他的日记是研究同盟会的重要资料，他的黄帝纪元主张是革命党人在民国元年前通用的纪年办法，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是《民报》的前身，他的《间岛问题》是间岛交涉的依据，他主持的《民立报》是武昌起义前后的重要舆论阵地，他最后一年多发表的政见政论是反袁斗争和建立议会民主政治的重要文献。在他牺牲的当初，墨迹犹新，为了纪念他，辑印过他的文…